盛夏种的草,一直留到了初雪夜。字里行间那些似曾相识的故事和结论,仿佛回到大三那年何平教授的中国金融史课上。合上最后一页,却愈发难以平静。历史之于国人,大抵豪迈如“虽远必诛”者,大抵落寞如“彼黍离离”者;而帝王将相,大抵英明若文景若唐宗者,大抵昏聩若桀纣若隋炀者,仿佛兴亡之事,无外乎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然而那些为人乐道的故事背后,治国依然是一门复杂的功课,礼乐征伐、食货度支所要推敲的,丝毫不亚于今日。当那些历史的细节、数据在眼前铺开,将历史从平面构建成立体,又深觉历史和现实的相似和可怖了,换一条线索叙述漫长的故事,正是本书的精彩之处。或言财政能力是国家的第一能力,这或许不能片面地理解为抽取税收和财政使用的能力,而同时还内涵了央地分权,制度安排,行政效率等一系列的内容,在这个视角看,无论是营改增还是更早的分税制改革,都能从历史的经验中找到线索。而在历代得失中最为唏嘘的是,人格化的倾向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财政危机和妥协中扩张,最终俘获了帝国的财政机器,将一些初心很好的设计异化成高效的利益输送工具,从而同时加剧了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的脆弱性,而故事的结尾也总是国家陷入拉弗曲线的极右端的死循环,这个套路在政治学家的笔下已不陌生。农业集权帝国单一的税基、金属货币、金融市场的缺位以及高度失衡的权力体系都是加剧财政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尽管进入当代,这些因素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经济运行的原理依旧,信用货币和商业经济都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法宝,而真正有效的,是拒绝饮鸩止渴的财政纪律、是独立的货币当局、是非人格化的制度体系等等。所谓好的治理、正是无限多重的现实约束下、以超越时空的目光苦求最优解,莫要等到荆轲转眼已到逼到眼前,才发觉他与秦王有着同样一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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